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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睿:航次租約下,出租人應在何時開始履行預備航次?

放大字體  縮小字體 2020-06-07  來源:技術資料  熱度:151
鄭睿:航次租約下,出租人應在何時開始履行預備航次?

評“The Pacific Voyager [2018] EWCA Civ 2413”案

 

作者:鄭 睿

上海海事大學

 

在Monroe Brothers Limited v Ryan [1935] 2 KB 28案中,英國上訴法院判決,當出租人在航次租約中承擔合理速遣或盡速遣航(proceed with all convenient speed/proceed with utmost dispatch)前往裝貨港的義務,而合同中同時規定了船舶可預計裝船時(ETL/ERTL, expected to load/expected readiness to load)或可預計到達時間(ETA, expected time of arrival)時,出租人有絕對義務(absolute obligation)在可合理確定船舶能于ETL/ERTL或ETA抵達的日期開始預備航次。航次租約中的免責條款僅在預備航次開始后才可適用。出租人的此項義務因該案得名,即“Monroe義務”。

 

2018年11月6日,英國上訴法院在The Pacific Voyage [2018] EWCA Civ.2413案中再次對“Monroe義務”進行了深入解讀。這起案件的爭議焦點是:當航次租約并未包含當前航次的ETL/ERTL或ETA,而包含上一份租約中船舶抵達最后卸貨港的可預計時間時,“Monroe義務”是否同樣適用?如果適用,出租人應在何時履行義務?

 

一、案件背景

 

2015年1月5日,出租人和承租人基于Shellvoy 5標準格式簽訂了從鹿特丹到遠東地區的航次租約。合同約定,船舶如果在2月4日23點59分還不能抵達,承租人有權解除合同。合同訂立時,船舶還在履行上一個租約。1月12日,船舶在蘇伊士運河發生觸碰后傾覆。沒有任何證據顯示出租人、船長和船員對事故存在過錯,或能合理防止事故發生。1月13日,出租人通過經紀人向承租人通知了事故狀況并說明船舶將于2月8日進干塢維修,修理時間可能持續“數月”。2月6日,承租人解除了合同并向出租人主張約120萬美元的損害賠償。

 

租約并未約定任何ETL/ERTL或ETA,只約定了解約日。此外,租約還給出了詳細的完成上一航次的預計時間表:

 

“POSITION: ETA AIN SUKHNA 9 JAN 2015 (PART DISCHARGE)

ETA SUEZ CANAL 10 JAN 2015 (TRANSIT)

ETA SIDI KERIR12 JAN 2015 (RE-LOADING)

ETA ANTIFER 25 JAN 2015 (DISCHARGING)

ALL ABOVE BSS IAGW/WP.” (on the basis if all goes well/weather permitting)

 

二、英國高等法院判決

 

英國高等法院的Popplewell法官認為,本案中的航次租約對于船舶完成上一租約航次的預計時間有詳盡規定。根據先例,出租人應善意并基于合理基礎給出這些時間。性質上,它們和ETL/ERTL或ETA并無本質區別。它們和ETL/ERTL或ETA功能相同,都能被用于判斷出租人在當前租約下何時應開始履行預備航次開航義務,即盡速遣航義務。唯一區別在于,ETL/ERTL或ETA是倒推判斷,而它們是正向判斷,而該區別對于“Monroe義務”而言并不重要。承租人都有權合理依賴這些時間判斷預備航次何時開始,以及他們的備貨待運義務何時應履行。在本案中,出租人預計船舶將于2015年1月25日抵達Antifer卸載上一航次運載的貨物。這意味著,船舶將于抵達Antifer后在合理時間內完成卸貨并開始預備航次。也就是說,出租人履行“Monroe義務”的時間是可以合理確定的。

 

Popplewell法官還認為,就算租約中沒有約定船舶完成上一租約相關航次的預計時間而僅約定了解約日,出租人同樣要履行“Monroe義務”。因為在大多數案件中,受載期約定說明當事人對于船舶將于何時抵達裝貨港具有合理期待,從這個角度看,受載期和ETL/ERTL或ETA具有相同功能,而解約日可被視為當事人對于船舶抵達裝貨港日期的最晚預期。

 

因此,Popplewell法官判決出租人違反了“Monroe義務”,應當承擔相應的損害賠償責任。

 

三、上訴理由

 

代表出租人上訴的Simon Croall QC提出了如下主張:

 

第一, 先例都是根據相關租約的措辭判決的,當前租約與先例租約有不同的措辭,因此,解釋當前租約時不能盲目遵循先例。

 

第二, 當前租約與先例租約有兩點本質不同:其一,沒有規定船舶抵達鹿特丹的可預計裝船時間;其二,租約中有條款明確規定,出租人盡速遣航的義務受制于租約條款的規定。

 

第三, 租約條款規定,僅當船舶離開上一航次的最終卸貨港時,出租人才有義務盡速遣航。

 

第四, 本案中,因為船舶從未離開上一航次的最終卸貨港,因此出租人盡速遣航的義務從未發生。

 

第五, 租約中加入履行上一租約的相關預計時間,目的僅是明確在訂約時船舶正在履行上一租約,而且這些預計時間還有限定——“bss iagw/wp”(如果一切順利/天氣允許)。

 

第六, 租約中的解約日條款并未賦予承租人索賠的權利,因此并不相關。

 

代表承租人的John Russell QC針對以上主張給出了如下回應:

 

第一, Monroe v Ryan案的判決對法院有約束力,即租約中的免責條款(例如本案中,碰撞免責或海上風險免責)在當前租約載貨航次開始履行前不適用。

 

第二, 出租人主張僅當船舶離開上一航次的最終卸貨港時,他才有義務盡速遣航,這意味著即使出租人要對船舶不能離開上一卸貨港有過錯,他也無需履行盡速遣航義務——這種觀點沒有可取之處。

 

第三, 本租約在“船舶位置/準備情況”一欄規定履行上一租約的相關預計時間,目的就是使得這些時間在效力上等同于船舶預計準備就緒時間。

 

第四, 將“船舶位置/準備情況”一欄的內容和租約相關條款結合分析,能夠得出的結論就是,一旦上一航次合理的卸貨時間經過,使船舶能抵達鹿特丹港裝貨的合理時間,就是出租人盡速遣航義務開始的時間。

 

第五, 如果以上分析都是錯的,出租人盡速遣航的義務最晚將始于使船舶能在解約日之前抵達的合理時間。

 

四、英國上訴法院判決

 

上訴法院認為,盡速遣航義務對于承租人非常重要,如果法律要賦予該義務相應效力,就必須確定義務履行的時間。這意味這船舶必須在訂約日“立即”或在“合理時間內”盡速遣航,前往裝貨港。本案中,“船舶位置/準備情況”一欄的內容明顯排除了“立即”的可能性,因此,法院必須根據租約的條款來查明何為“合理時間”。合同中通常會出現的“可預計裝船時間”就是租約當事人用于查明“合理時間”的一個依據。

 

本案租約并沒有“可預計裝船時間”,但上一租約船舶的預計行程同樣可被當事人和法院用于決定盡速遣航義務履行的時間。有基于此,本案中出租人開始履行盡速遣航義務的時間,應當是合理卸貨時間經過后,使船舶能按約定抵達鹿特丹港的合理時間。本案中,昂蒂弗港到鹿特丹港的距離相對較短,可以判斷出租人開始履行義務的時間大約是2015年1月28日。因為出租人在這一時間前后并未履行義務,出租人違約,承租人有權請求相應的損害賠償。

 

此外,本案租約規定了上一租約船舶的預計行程,這對承租人非常重要,因為這可以告訴承租人船舶大概什么時候可以開始裝載他的貨物。如果預計行程的目的僅是明確在訂約時船舶正在履行上一租約,那么租約中的另一條款“currently under charter for a voyage from the Middle East to Europe”將完全足夠。

 

如果本案租約沒有上一租約船舶的預計行程,而只有解約日,上訴法院認為法律適用將可能不同。但是,因為上述分析已經解決本案的法律問題,所以法院無需在考慮僅有解約日的情況。該情況留待未來相關案件中分析將更為合適。

 

總之,如果出租人想要使當前租約預備航次之開始視上一租約航次情況而定,就必須使用更為清楚的合同措辭。

 

綜上所述,上訴法院支持了一審判決,駁回上訴。

 

五、“Monroe義務”之法理總結

 

“Monroe義務”涉及四個重要的航次租約背景知識:

 

第一, 在航次租約中,就船舶抵達裝貨港的時間而言,出租人和承租人存在利益沖突:承租人需要盡快且盡可能準確地知道船舶預計抵達的日期,以便他及時備好貨物等待裝運;如果船舶延期抵達,他可能會遭受損失。而出租人則通常無法在訂約時準確預計船舶何時能履行完現有的合同義務以及在介于兩個合同之間的航次會出現什么狀況。因此,為保護他的利益,出租人要盡可能為船舶可預計抵達或裝運的時間留出彈性空間,租約中也很少存在出租人為船舶不能于某一特定日期抵達而需要承擔損害賠償責任的明示條款。

 

第二, 利益沖突通過合同對風險的分配來解決,而風險分配本質上取決于合同條款的措辭,也就是和合同解釋相關。大量先例已經對標準格式租約相關條款做過解釋,法院在解釋類似措辭的條款時,應當適用先例。例如,風險分配通常都會通過出租人給出ETA并根據Monroe案承擔相應法律后果的形式完成。在合同中沒有ETA時,法院必須分析租約中的其他條款以確定風險分配的方式。

 

第三, 解約日條款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承租人,但是該條款并不構成出租人做出的船舶將于解約日之前到達的保證。該條款給予承租人唯一的救濟是船舶未在解約日前抵達,承租人有權解除合同。解除權僅在解約日經過之后才能行使,因此,承租人通常必須等待。承租人并不能在行使合同解除權后當然獲得損害賠償的權利。解約日條款本身為租約履行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確定性。

 

第四, 航次租約之履行始于預備航次(the approach voyage)。因此,租約條款,包括限制或免除出租人因遲延或意外事故而需要承擔的責任的條款,在預備航次開始后才能適用,而不能適用于之前的任何航次。

 

“Monroe義務”的法理基礎在于:出租人合理速遣前往裝貨港的義務應當始于某一可確認的時間,這一時間到來時,出租人必須開始預備航次。當合同中沒有明確約定該時間時,出租人必須在合理時間開始預備航次。合理時間由租約中的其他條款規范。因此,如果租約規定了可預計抵達時間或裝船時間,該時間就將成為判斷出租人應當何時開始預備航次的參考。

 

“Monroe義務”被認定為絕對義務而不是謹慎處理義務有以下兩個原因:第一,預備航次開始時間對租約當事人應具有合理確定性。該時間不僅是出租人前往裝貨港的明示義務開始履行的時間,也通常會和租約下出租人的其他義務,如出租人提供適航船舶的義務和出租人準確描述船舶的義務之間相關;第二,預備航次開始時間是當事人對風險分配和遲延責任分擔做出明確約定的分界點。在此之前,當前租約風險分配和遲延責任分擔條款不適用;在此之前,出租人有權為賺取利潤而將船舶投入其他租約服務中,但船舶在履行其他租約時因遲延或意外事故產生的風險,出租人需要自行承擔,除非當前租約有明確的相反約定。換言之,如出租人意圖讓當前租約之開始履行取決于上一租約的履行情況,出租人必須明確在當前租約中說明。第三,如果出租人開始當前租約預備航次的義務是謹慎處理義務,那么除非對上一租約發生遲延的原因進行詳盡的調查取證和分析,否則該義務開始履行的時間很多案件中將無法準確判斷,這將給當前租約的承租人要求船舶合理速遣駛往裝貨港的權利帶來諸多不確定性,而該承租人對上一租約中發生的狀況也很難進行調查取證或獲取相關信息。另一方面,出租人同樣需要確定預備航次開航義務以及相應的適航和船舶描述義務何時應當開始履行。

 

“Monroe義務”條款是否是條件條款尚未明確。

 

英國高等法院和上訴法院對The “Pacific Voyage”案的判決為“Monroe義務”即盡速遣航/合理速遣義務的適用設定了更為廣泛的場景。值得出租人和承租人給予足夠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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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租約 出租人 航次 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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